这可能是中国工业化起步之际最重要的资源，对于此后中国的民族工业体系的发生发展非常关键。
[64] 任旭峰、侯风云：《中国耕地保护制度演进及存在问题研究》，《理论学刊》2011年第9期。例如，厘清所涉数量、质量、生态、时间、空间和利益的保护[15]、耕地保护数量质量并重管护[16]的耕地保护要素研究。
具体以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发布为标志，可划分为数量先导效益型耕地保护与质量先导效益型耕地保护这两个阶段。在积极量化型保护阶段，相应规范体系则处于数量保护规范建立探索阶段。因其出台时间已近本阶段尾声，则实施效果更多地显现于后续时期，本阶段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土地现象的实效性仍是倍受掣肘。[112] 韩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经营政策演进研究》，《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耕地保护的主导样态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阶段性演进，严控数量-数量与质量并举-生态发展的三阶要义，为相应条款蕴含的价值目标变迁提供了必要的现实支撑。
例如，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探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启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使得长期存在的粮食短缺问题逐渐得以改善。[29] 钟太洋、黄贤金、陈逸：《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耕地保护效果评价》，《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1期。换言之，时至今日，公法私法二元论的射程基本上投射为行政诉讼的射程。
[16]从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关于中药品种保护权的权利性，或者说，关于《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的解释，案例数量有限，且法院尚未形成统一立场。第三，从权利保护的角度来看，对于特定民事权利而言，权利的成立要件与消灭要件其实是等值的。[20]《专利法》第57条和第58条、《集成电路保护条例》第28条和第29条所预备的纠纷解决方式是当事人协商+行政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李忠夏：《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一场美丽的误会》，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5期。
科学的进步已经使我们可以将该限值量化，从而从事实层面证明包括环境容量在内的各种环境要素在特定条件下具有相对的可支配性。在国内法中，知识产权有保护期或保护期限，且保护期内获得保护的条件是向主管部门或审批机关缴费。
取得排污权意味着获得了排污许可，但未经许可排污却并不必然违法，如登山者在野外树丛中大小便。如果目光再加以扩展，如垃圾焚烧前端的垃圾运输乃至垃圾分类等，则会将更多的人与组织包括机关牵涉进来。可以推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地方政府总是要在环境保护与增加利税（财政目的）之间进行权衡，只不过这种权衡并非《矿产资源法》所预定。那么，在现行法下，那些与民事权益交错在一起的行政法是在分配什么呢？ （一）自然资源 《民法典》第329条作为用益物权加以规定的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有两个共通的特征：第一，与自然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水域、滩涂）的国家所有权（《宪法》第9条、《民法典》第247条）有关。
四、尝试性梳理：行政在分配什么？ 如上所述，为什么行政法规甚至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会以创设或消灭民事权益的方式去实现行政目的？这个问题可以用分配行政的观念来回答：现代行政所面对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维护和增进公益需要对横向的和纵向的利害关系进行统筹调整（以公共性为媒介的利害分配）时，行政目的的实现与横向的利害关系（私益与私益）的调整发生相关性。另外，关于中国法中的法律试行，参见季衛東『超近代の法——中国法秩序の深層構造』ミネルヴァ書房1999年218頁以下。进入专题： 公法私法二元论 分配行政 。国家（法律）考虑到此类排污行为对于环境容量的意义及其本身的法律性质，基于国家的环境保护责任，对其设定了一般性禁止。
[10]此外，国务院有关部门自2007年起，在天津、河北、内蒙古等11个省（区、市）组织开展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智力成果，是否赋予智力成果以知识产权本身是一种权衡：赋予，则会激励其创造者创造新的价值，从而激励社会整体的创造力。
[36]这一解释符合当时日本的法律实践，其所面对的法律框架与我国当下也相差仿佛。从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授权+无偿取得+不得流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行政许可+有偿取得+可以流转，这一制度变革也是服务于这一目的——通过市场来调节和配置矿产资源，最终使国家最大限度地享受到了矿产资源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将全民从矿产资源的收益最大化）。
[49]但是，环境容量作为一个法律或法学概念，则必然包含评价的要素，即从人类生存和发展角度对环境的纳污限值进行价值判断。从这两段阐述来看，分配行政是与现代行政任务的变迁相适应的，（在不严谨的意义上）宏观的、事关行政的现代性的一种理论观念。[32]王克稳：《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之论》，载《公法研究》2012年第1期，第18页。至少在实体法层面是如此。[8]《环境保护法》(1979年试行，1989年、2014年修改)、《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施行，1996年、2008年、2017年修改)和《环境保护税法》(2016年施行，2018年修改)都未规定排污权，《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2003年施行)和取代它的《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2018年施行)这两部行政法规也没有相关规定。[33] 那么，矿藏国家所有权的非民事权利性与矿业权的民事权利性（私权性）是否不能两立呢？ 从分配行政的观念来看，两者完全可以两立，即矿藏的国家所有权的本质是一种公法上的支配权——是公权力而非公权利，以确保国境内的矿藏（自然的造物）服务于全体国民（全民）为目的，排斥其他国家和国内任何非国家主体对矿藏的支配——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矿产资源法》第3条第3款）。
[21]江油荣峰矿业有限公司与江油市人民政府资源行政管理案的情况与此类似。而一级与二级保护品种所共享的保护，则类似于一种专营地位（《反垄断法》第7条），即论者所说的市场准入。
从这几个问题之间的相关性来看，对问题（4）行政法（公法）为什么会如此深入地与民事权利（私法）交错在一起？的解答尤为紧迫。事实上，在提出分配行政的观念的德国和日本，分配行政一语多用于描述和分析给付行政。
不难看出，中药一级保护品种的处方组成、工艺制法作为中药品种保护权的客体，是一种国家秘密而非商业秘密。这些活动可以带来利益，由此，排污许可成为人们的欲求对象（稀缺性），从而具备了成为交易对象的可能性。
[43]王克稳：《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之论》，载《公法研究》2012年第1期，第18页。例如，垃圾处理是一项行政任务，它服务于环境保护（公益）。向国外转让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保密的规定办理（第14条）这种保护仅限于一级。所以法律只将其关于矿业许可及取消的事项规定为行政上的争讼事项，而关于矿业权之范围的争执，则仍归法院管辖。
一级可延长，且延长次数未见限制，而二级是在保护期满后可以延长七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公法私法二元论已经完全失去存在意义。
而从我国的特殊性来看，其适用范围会有一个极大的扩展。若驾照可以交易，那么完全可以将驾照表述为驾车权。
从公法学的这一理论倾向来看，方新军教授这个断然的回答，需要进一步追问：第一，由行政法规创设且经民法典列举的民事权利，按照权利保护的形式主义解释方法属于真正的权利，但其中是否包含着这样的实例：行政法规对它们的创设并未满足上述严格的条件？若有这样的实例，那么，是将之归结为行政法规制定程序的瑕疵，还是承认行政法规创设了相应的民事权利（民法典只是确认了它）？第二，由行政法规创设但未经民法典列举，或者由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创设的民事权利，按照权利保护的形式主义解释方法并非权利，而只是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的民事上的利益）。重要的是，作为分配法的行政法，不仅要在公益与私益之间进行权衡，而且要在私益与私益之间进行权衡。
[51]参见[美]霍菲尔德：《基本法律概念》，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以下，特别是第51-52页。附言一句，以分配行政的观念理解排污权，排污权的法律性质本身基本上只是一个说明方法的问题（当然，说明方法本身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别）。[6]结合《立法法》第65条第3款的规定，[7]这个断然的回答作为法律解释有着极强的说服力。这一系列试点或政策最终结实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38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更直接地说，家庭生活也需要排污（各种生活垃圾、污水等），但我们不会就家庭生活规定一种排污权。第二，可以避免用公法上的物权等概念去指称矿业权，从而确保矿业权的民事权利性，与多年来的司法实践保持一致。
就此而言，以下三点认识有前提性意义。总量控制中的总量即环境容量的法律表达。
正是在这一规定下，上海市环保部门认可并支持排污指标在企业间的流转，于1987年在闵行区促成了中国第一例排污指标转让。但分配行政（verteilende Verwaltung）不是这种中观视角。
